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学术界就开始了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抗战史学术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在抗战史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编纂一部能够代表和体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拳头作品打下了坚实基础。为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笔者建议尽快启动编纂中国抗日战争通史的学术工程。

取得丰硕研究成果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历时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其学术研究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国际意义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史研究逐渐深入，加之受到日本自1982年修改历史教科书而不断掀起的历史问题的影响，中国抗战史研究日益受到国家、社会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研究发表了重要讲话。同年9月3日，举行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式，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2020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发表了重要讲话。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一个新兴学科，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和若干重大成果。

第一，专业学术团体和机构的成立，引领并推动了抗战史研究。1991年9月，在九一八抗战六十周年之际，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宣布成立，并创办了《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三十多年来，该学会组织和团结国内外专门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有力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近年来，该学会又与我国台湾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合作，共同主办了抗日战争研究与抗战精神传承方面的五次学术研讨会，推动了海峡两岸关于抗日战争史的学术交流。《抗日战争研究》作为专业性的学术期刊，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方面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最近十多年来，该刊举办了十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推动和引领着国内外中青年学者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在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的支持与资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2017年起，创办了“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面向海内外学界提供专业学术文献资料，极大地方便了数字化时代学术研究的急需。2019年，近代史研究所设立了“抗日战争史研究室”。作为专门的研究机构，该研究室已经在从事有关的学术研究。

第二，文献史料的编纂与出版，极大地便利了抗战史研究。史料是历史科学的生命力之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推进中国抗日战争研究，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一直十分重视本学科文献史料的编纂与出版。其中，既有总体性的各种资料汇编，如中国史学会1997年编纂的《抗日战争》资料汇编、中华书局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汇编》、2015年以后陆续出版的国家档案局组织编纂的《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等，还有“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抗日战争史料丛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料丛刊”“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等，又有各种专题抗战史资料。迄今的文献资料可谓汗牛充栋，极大地便利了学界的抗战史研究。

第三，各种丛书和专题著作展现了抗战史研究的累累硕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王桧林主编“抗日战争史丛书”近五十册，刘大年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近二十册。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主编“中日历史研究丛书文库”近五十册。2019年，步平、王建朗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八卷本。202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张宪文、朱庆葆主编“抗日战争专题研究”丛书，计划出版一百册。在这些大型丛书之外，还有大量的个人著作不断问世。作为学术研究成果的结晶，中国抗战史领域各种丛书与专著的出版极大地丰富了相关领域和问题的学术研究。

第四，部分通史著作的问世，代表了中国学者的宏观思考与努力。1994年至199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撰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三卷本，2005年解放军出版社再版。1995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2015年再版。2005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2017年化学工业出版社再版四卷本。201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史》。作为集体研究的成果，以上通史性著作均较为系统、完整地论述了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反映了中国学界的宏观思考。

相关研究有待深化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研究，党史部门、军史部门、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机构等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宣传文化部门和社会各界也做了很大努力。同时，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一重要讲话为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深入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就笔者有限的眼界和浅薄的所思，我国目前的抗战史研究，除了需要继续加强国家与社会层面的高度重视之外，在学术上仍然存在一些有待深化之处。

一是国内文献史料的刊布虽有巨大进步，但是文献的专业整理与学术解析较为欠缺和薄弱，甚至存在重复刊布、资源浪费的现象。随着抗日战争的历史越来越远，若干当事人的资料也亟须抢救与补充。中国抗日战争是国际性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对海外文献资料的挖掘和利用目前仍然是我国学界的一大短板，需要继续加强。

二是虽然迄今已有并将继续会有大量学术专著不断问世，但是总体而言，宏大叙事层面的整体式著作亦即“拳头作品”仍然较为缺乏。这不但难以满足中国学术界所需，而且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任重道远。因此，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已经启动的《（新编）中国通史》的经验，笔者建议尽快启动编纂中国抗日战争通史的学术工程。

编纂抗战通史正当其时

抗日战争史研究虽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一个后来居上的新学科，但是经过学界近四十年的努力，如今已过“而立”进入“不惑”之年。如何在各位前辈学者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乃至百年之际，产出代表和体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中国抗日战争通史，应是当代中国学人的责任和义务。

首先，在如上所述的几部抗战史通史性著作中，中国学者已经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其次，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问世的中国近代通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中华民国史等著作，已经提供了很好的编纂经验。再次，大量的专题研究著作为抗战通史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复次，在全球化、数字化时代，海量文献的获取手段及海内外丰富资源的不断涌现，无疑将为中国抗战史研究和编纂提供极大的便利。最后，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一代代中青年学者的涌现与成长更是中国抗战史学科的人才基础和后备力量。

中国历史研究院于2020年6月启动的《（新编）中国通史》，是党中央决定启动的国家级重大学术工程，采用断代史与专门史相结合的编纂体例。有鉴于此，中国抗日战争通史也可以采取纵向的年代史与横向的专题史相结合的体例，动员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十年至十五年乃至更长时间里，编纂一套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大型著作。

在“年代史”方面，我们可以在中国人民近百年反侵略斗争过程中、在世界性反帝反殖斗争与反法西斯战争的过程中，揭露日本七十多年侵华史，重点展现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日战争历程，特别是要着重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从总体上把握局部抗战和全国性抗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重大关系。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八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十四年抗战的历史，十四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

具体而言，应当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一个整体历史过程，进行战前、战中、战后的全过程和多方位研究，其数量至少可有十几卷本。比如，在“战前”部分，可以包括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日本大陆政策的演进与“田中奏折”的出台、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策划侵占东北与发动九一八事变等；在“战中”部分，可分为局部抗战与全面抗战两个历史阶段，纵向地全面叙述战争进程，还可分别按照不同年代或者按照战争准备与战略进攻、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等战争进程进行论述；在“战后”部分，应该论述战争遗留问题与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围绕历史研究问题的斗争、中国人民纪念抗战与发扬抗战精神等重要问题。

在“专题史”方面，我们可以在既有的大量专题研究著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根据新时代抗战历史研究的学术需要，继续加以深入和补充。要以编撰学术精品为原则，选择和组织一系列能够回答与解决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重要和重大问题的著作，分工或合作进行个人与集体的研究和撰写。具体内容可以参考张宪文近期主编的“抗日战争专题研究”百卷本系列（目前出版的系列专著已有：第一辑“日本侵略者研究”、第四辑“沦陷区和伪政权”、第五辑“战时政治与对外关系”、第六辑“战时经济与社会”、第七辑“战时文化教育”、第八辑“战时人物研究”、第九辑“日本侵占东南亚”、第十辑“日军暴行与审判”），分别进行考虑和组织选题，其数量至少可有几十卷本。

总之，我们要通过中国抗日战争通史的编纂，实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提出的“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目标要求，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贡献史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