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汉高祖建国、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之后，汉朝国家逐渐富裕，但诸多社会隐患逐渐显现，边境危机日益加剧。年轻的汉武帝经历了父辈的政治发展，也看到了当时治国理政的困境，于是想要探究“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他问的是大道的关键、最根本的方法，需要一个伟大的理论，能够从根源上解释并且解决一系列问题，以长久地将汉王朝发展下去，实现“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的太平盛世，这时他才二十岁出头。这样一番壮志豪言，上究“五帝三王之道”的规律原理，下探“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的策略主张，是当时近千年没人能够提出的划时代难题，呼唤着也激励着社会各界仁人志士奋勇济世。诏书下达后，果然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其中最著名的对策为一代大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据历史记载，董仲舒家里有大量藏书，他自幼天资聪颖，少年时酷爱学习，读起书来常常忘记吃饭和睡觉。他的父亲董太公为了让他劳逸结合，在宅后修筑了一个花园，以为他可以经常到花园散步玩耍。但是少年董仲舒却“三年不窥园”，亲戚朋友常来花园游玩，同龄的孩子也都叫他一起玩耍，可他甚至眼睛都不曾离开过书本。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遍读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各家经典书籍，成为一代儒学大师。30岁时他开始招收员工，精心讲授经典，通过讲习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的员工有的当上诸侯王国的国相，有的成为长吏。随着声誉日益扩大，董仲舒在汉景帝时成为博士，掌管经学讲授。汉武帝继位后，他曾任江都国的国相，不久被废为中大夫，再后来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时，被推举参加策问。那时的董仲舒已经许久不闻窗外事，一心钻研经教，在帷幔之下讲学，而听到武帝询问“大道之要”时深受触动，终于掀开帷幔，走到广阔的天地之间，书写出沉淀于胸中的千古文章。

汉武帝在诏书中追溯上古五帝三王治理国家之道，看到通过改革制度、创作乐章，才使得天下安定，后来的百位国王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虞舜的礼乐以《韶》最美好，周朝的以《勺》最优美。然而圣明的君王死后，钟鼓管弦的声音依然存在，但大道衰微，逐渐变坏到夏桀商纣那样所作所为，王道败坏。这五百年中，遵守旧制度的国君和当权的士人，很多都想学习先王的制度来辅助当时政治，可是都没有扭转局面，王道仍然一天天走向灭亡；直到后来的王兴起，这种没落的趋势才停止。这是怎么回事？是他们所作所为没有遵循道统？还是天命本就不是人力所能扭转的？

董仲舒针对汉武帝对于由三皇五帝盛世转向后世衰落现象的疑问，指出现象背后的规律：

首先说明的是，礼乐制度的核心目的是培养仁义，礼乐是形式，而仁义是实质。圣王时代的礼仪音乐通过直接的观感听觉可以让人产生性情的共鸣，向着仁义美善的方向发展，通过风俗变化，逐渐培养起人民的内在美德，这种教化方式十分深刻并且影响持久，因为与人的本性相应，所以即使在王道衰微的春秋时期，当孔子听到上古舜帝时期的《韶》乐时，仍然能够感受到其中美善的力量洗礼身心，甚至让他“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而这仅仅是礼乐制度残余的教化效果。但是为什么后世效仿这样的制度却没有同样的效果呢？董仲舒给出了答案：

后世学着前人的样子制定类似制度，但是那时的制度是前人制定的，前人能够遵循“道”，也就是根据宇宙人生的自然规律去制定制度，并且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同样根据“道”去执行，这是实质。而后世只学到了形式，没有人能根据“道”结合时代变化制定和执行制度，也就失去了仁义的内核，只剩下礼乐的形式。就像周朝世世代代以积善累德的传统实现国家富强，后来却被周幽王、周厉王这样的无道昏君彻底用在邪道上，贪图个人享乐到穷奢极欲的地步，毫不在意仁义在导正人心方面的教化作用，所以周朝出现了阶段性的衰落。而到了周宣王时，明白了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重新走上正道，才能中兴周朝，被后世称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正道必须在正确的人手中才能实现好的效果。至此，董仲舒解释了制度与人的关系，以及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执政者。接下来，他继续阐释执政者的正邪对于人民和社会的巨大影响。

根据所学经典，董仲舒阐释“命”“性”“情”的内涵，这是非常重要的哲学命题，也是解释社会治乱问题的枢纽。其中“命”是指自然的规律，也称“天命”；“性”是人生来具有的本质，而“情”是人的欲望。人们有的夭折、有的长寿，有的仁慈、有的卑鄙，这就像造瓦铸金，不可能都是纯粹美好的，由于社会治乱的影响，人的寿命品行会参差不齐。这种结果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就像孔子说的“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尧、舜实行德政，人民就仁慈长寿；桀纣肆行暴虐，人民就贪鄙夭亡。在上的人君教化在下的人民，下面的人民服从在上的人君，就像泥土放在模具里，陶匠加工成什么样就变成什么样；也像金属放在容器里，冶匠铸造成什么样就变成什么样。同样道理，正如《论语》中所说，使人民安定，人民就来归顺；使人民得到鼓舞，人民就会同心协力。总而言之，执政者自身德行对于社会风气和人民福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董仲舒进一步提出“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如果想要实现盛世，就必须从修正自身开始。

实现王道的逻辑很简单：从君王开始正心修身，带动文武百官端正不阿，就可以带动人民群众走上正道，实现国家整齐富强，这样邪气就不能渗透进来，进而可以带动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天下生命“大丰美”。概而言之，“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只要执政者以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常德正道来恢复人性明德，将真善美的正能量充分在天地之间发展，最终就会实现一切生命的长久幸福，这是人间正道。

董仲舒的第一篇对策就将历史兴替规律背后的不变常道呈现在汉武帝面前，让他眼前一亮，感觉问对人了，但是还有不透彻的地方，于是又连问两策，继续请教“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汉武帝看到历史上夏、商、周三王的教化所遵循的核心理念各不相同，而且都有不足，但是有人却说“道”是永久不变的，他不明白三王之道究竟有没有变化，“道”究竟会变还是不会变。面对这样深刻的发问，董仲舒给出了“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终极回答。

首先董仲舒从普遍的形式上描述出“道”的形态，是一种享乐而不至于淫乱、反复实行而不厌倦的状态，这说明了“道”的恒定性，或者说正确性，正道符合“天命”要求；反之，如果享乐过度导致淫乱、反复出现，会让人感到厌倦，就不是正道。换句话说，正道具有“万世无弊”的特点，也就是无论经过多久的时间、多广的空间，正道本身不会有弊端。

但是为什么夏、商、周在末代都出现了衰落的弊端呢？董仲舒进一步阐释，这是因为执政者没有守住正道，出现了偏差和过失，变化是发现过失后进行的纠偏和弥补，这与执政者所处的环境、时代以及遇到的具体问题有关，由于执政过程中必然出现偏离正道的大小情况，所以政治会出现各种困境，这时就需要发现不足并弥补不利于公益的方面，所谓“救溢扶衰”，就是需要节制过剩的方面，同时扶持衰败的方面，这样看起来，就好像跟以前的“道”有所不同。比如，如果是承接盛世，就像虞舜继承唐尧的事业、大禹继承虞舜的事业后，都是遵循前朝的制度，就可以无为而治，这样看起来“道”就没有变化；而如果是承接乱世，就像商承接夏、周承接商，看起来就有很大的变化，本来夏朝崇尚“忠”，而到商朝改为崇尚“敬”，到周朝改为崇尚“文”，治国理念有了巨大差异，但实际上这些理念的提出都是为了纠正前朝末代的偏失，以顺应自然规律、人心所向，使国家发展重新恢复正道。

总而言之，“道”，或者说正道，是符合规律、顺应人心的恒常大道，并不会因为时代制度的变迁而变化，如果执政者一直顺应正道发展，治国理念和基本方略就不会也不需要有根本上的改变，就会国祚持久；但当有人执政偏离了正道，导致国家人民无法存活，那么下一个朝代就会彻底推翻前朝，重新构建新朝代的正道。

根据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和历史事实的相互印证，董仲舒阐明了治道是不变的，在于保持住人心之正，而变化的是随时代要求变化而创制能够恢复正道的制度，才能使国家发展始终保持在正确的方向上。根据汉朝当时的实际情况，要保持住人心之正就要恢复三王五帝的教化制度，以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常德教化百姓，才能使得人民明了人的价值、美善的益处，这样就能减少刑法的制裁同时实现社会和谐稳定，进而实现国家富强，将福祉传递到天下所有生命。

通过“天人三策”的问对，年轻气盛且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看到了儒家学问在当时治国理政方面的非凡韬略。通过董仲舒的推动，自汉初就存在的那些“隆儒”萌芽，发展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治国方略，而他创建的经学体系也为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随后，两汉经学伴随着太学机构与道德教化的发展，为大汉帝国的创立培养出大量栋梁之材，延续到后世两千年治国理政思想中，成为中华民族记忆深处的印记，涵养出中国人坚定不移追寻真理的坚韧品格。

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各种社会发展道路、诸多救亡图存思想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继承与弘扬了中华民族追寻真理的优秀品格。通过一代接一代地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思想指引，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承五千年传统治道，下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盛世，为人类文明永续发展指出了无比光明的前景。

2023年4月3日，在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主题教育，要在推动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把党锻造成一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坚硬钢铁。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学思想”就是要求系统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力求有新启发、新收获。通过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做到整体把握、融会贯通，深入学习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百年变局中的思想之正、事业指南、人类未来蓝图，为世界指明出路和方向，是必须遵循与坚持的人间正道。

二、与时俱进的发展——“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正道真理本身虽然永恒不变，但并非呆板单调，而是恰恰可以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开创新事物。这是天地规律的自然能量，正如孔子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只是按照规律运行阴阳气息，而自然形成四季，大地自然为蕴藏在其中的生命种子滋养成为万物，创造出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人只要坚守正道，运用规律，就能随着时代变化创造出新事物。另一方面，践履者能否运用好规律，能否在时代要求中应变创新，也是对于正道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枢纽。因为“人能弘道”（《论语·卫灵公》），人是天地万物中唯一能够认知真理、受持正道的存在。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讲到：

人类在认识自然规律的过程中，不断掌握并运用规律创造出越来越适宜自身发展的生活，家庭生活中父子兄弟之间亲睦有序，职业生活中上下级之间遵循合适的规范，社会生活中有尊老爱幼、友好互助的德行，非常有秩序，创造出丰富的文明成就，人与人之间、人与万事万物都能知恩图报、相互支撑，这是人类社会无比可贵的价值，更是人性本具的无穷光明，所以说人非常之高贵。

人既然如此高贵，为什么会出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社会乱象？汉武帝当时为什么会感慨“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呢？董仲舒给出的答案是“当更化而不更化”。“更化”就是变化、发展、创新的含义。

汉朝继秦朝之后需要怎样的更化，首先需要知晓前代历史的变迁。上古时代三皇五帝都十分重视道德教化的传统，在国都设立太学，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用仁教育人民，用义感化人民，用礼节制人民，所以，虽然刑罚很轻，却没人违犯禁令。其后到了周朝，周公“制礼作乐”为道德教化与治国理政设置完美的制度体系，曾实现四十年不用刑具的成康盛世，周朝享国祚长达八百年。但是周朝末代天子没有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导致周朝灭亡。秦始皇建国以后不但没能纠正周朝末期的偏失，反而更加偏颇。那时严禁圣贤文化学问的发展，不许私自藏匿传统经典，摒弃礼义以至于厌恶听到称颂礼义的言论，想把先王的道义完全毁灭掉，专门用自己放肆、苟且、简陋的一套办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只做了十四年皇帝，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像秦朝这样凭借混乱救治乱世的，严重危害了天下人民。秦朝留下的遗毒使得社会习俗薄恶，人民欺诈顽劣，抵触法律、扰乱道德，人心堕落十分严重。随后的汉朝，在建国之初采取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术，让人民有了战火涂炭后的喘息机会，国家力量逐渐积累壮大。但是这段时间里，国家没有创制礼乐，也没有继承古圣先王的礼乐教化，人民就不再懂得身而为人的高贵之处，更不会形成伟大的力量去创造社会的进步。统治阶层在时代变化之后却没有及时改制革新，任凭以往流俗弊端愈演愈烈，使国家发展偏离了正道。

随后，董仲舒提出“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的制度建设，并且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从理论上提出了儒家学问经世致用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这就为汉武时代政治理念提供了强大理论依据和资源支撑。而真正实现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治国理念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公孙弘。

公孙弘生长于贫苦家庭，年轻时曾当过管理监狱的小吏，但是因为犯了过错而被罢免，后来在海边以养猪为生。直到四十岁他才开始学习儒家学说，专攻《春秋》。汉武帝继位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岁了，曾作为博士出使匈奴，但因为回来后所作的报告不符合武帝的心意，于是称病辞职。直到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再次下诏向贤良文学征求治国理政的方略，公孙弘对策本来被太常打得分数很低，但是武帝看后擢拔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随后擢升为三公之首的平津侯，由左内史、御史大夫直至丞相之职，成为西汉建立以来第一位以丞相封侯者。

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他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提出建立学校制度，以儒家经典作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并拟定了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的措施，以及为在职官员制定了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和补官条件，则主要是以“通一艺以上”“先用诵多者”（西汉·司马迁《史记》）为准，其中品级高的可任左右内史、太行卒史，品级低的也可任郡太守卒史或边郡太守卒史。就这样，儒学转化为经学，成为汉代统一的意识形态，为开创恢弘事业统一了思想、培养了大量人才。《前汉书》中这样评价汉武帝的功绩：

可以说，汉武帝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上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过去以黄老之学治国留下的社会弊病通过新风尚的兴起而不断纠正，他创制制度、广揽英才，使得汉武朝堂人才济济，内有治国安邦的文人志士，外有守土抗敌的赳赳武夫，创新文化、开疆拓土，最终得以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西汉帝国，其中儒家学说转化为经学，开创了延续后世两千余年的传统政治体系，这一切均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命运。

“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周易·损》）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增减，过多的要去减损，不足的需要补充，不断调整方向，才能实现向着正确目标前进，从而不断创造出新的发展。历史如此，国运亦然。

当时空运行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中国再次出现应对百年变局的伟大响应。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一种创新性的发展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与拓展，源自中华民族的文明精髓。在5000多年漫长历史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形成了自身独到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及其所推崇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理念，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形成自身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为中华民族在现代化潮流中既把握时代又站稳脚跟、既引领时代又兼济天下铸就了内核，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明底蕴。

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与拓展，源自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思想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不但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对文明问题的科学把握，而且为人民群众的现代化创造活动提供了最坚定的文明理论，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最坚实的文明思维，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最坚固的文明尺度。^④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在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不断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现代化本质的认识上始终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在现代化道路的把握上始终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正义一边，在现代化实践的拓展上始终站在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尺度上。

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与拓展，源自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担当。百年来，我们党在探索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又通过自身的现代化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人类的现代化发展与文明进步不断贡献了卓越智慧和坚实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了历史车轮向着光明前途前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及其观念创新，注重以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揭示现代化道路的文明特征，以世界历史的开阔眼光阐发现代化实践的文明要求，以人类解放的价值关怀把握现代化前景的文明承诺，有力地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更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弊端。

三、自我革命的魄力——“不私，而天下自公”

守正创新，是守住人心之正，才能创建长久之新，而实现这一效果需要有至公无私的胸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题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不私，而天下自公。’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我们党能在国家强盛之时具备如此成熟的执政理念，将避免汉武末期的政治危机。

《资治通鉴》上记载，汉武帝虽年轻时励精图治、大展宏图，晚年却陷入好大喜功、偏信巫蛊的误区，导致劳民伤财，以至于强大的国力走向衰落。而经历巫蛊之祸后，他幡然醒悟，面向天下百姓下达《罪己诏》，深刻反思晚年过失，力挽狂澜国家于毁灭之际，汉朝才得以延续，没有走上秦朝那般覆亡的道路。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以巫蛊诅咒汉武帝、与阳石公主通奸，结果公孙贺父子下狱而死，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武帝的宠臣江充奉命查巫蛊案，他用酷刑和栽赃迫使人认罪，大臣百姓惊恐之下胡乱指认他人犯罪，数万人因此而死。同时，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就遂趁机与案道侯韩说、宦官苏文等四人诬陷太子。太子因为过于恐惧，于是起兵诛杀江充，反遭不明就里的武帝镇压。兵败后，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事后，壶关三老和田千秋等人上书讼太子冤，武帝终于清醒过来，于是诛江充三族，烧死苏文。后来又修建了“思子宫”，于太子被害处作“归来望思之台”，以志哀思。

其间，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曾上奏道：“轮台东部有能够灌溉的农田五千顷以上，可派屯田卒前去屯田，设置校尉三人分别掌管，多种五谷；由张掖、酒泉派骑兵下级小吏担任警戒；招募民间强壮有力、敢于远赴边塞的人前往该地，垦荒灌溉；逐渐修筑亭燧，城墙向西延伸，用以威镇西域各国，辅助乌孙。”在此之前，武帝任用亲信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官职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这样做虽然一定程度增加了国家财政，但使吏制进一步腐败。于是又建立刺史制度，派专门对朝廷负责的刺史去巡回监察高级官员和地方势力，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武帝统治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且愈演愈烈。此时联系“巫蛊之祸”，汉武帝深刻地反思自己过失，专门颁布“轮台罪己诏”，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深表悔恨，《前汉书》全文记载：

与秦始皇至死拒绝认错的为政态度不同，汉武帝后来能够“罪己”，及时“转弯”，既挽回了汉武末期的衰败趋势，也在千秋青史上留下了较好的名声。执政者在高位大权在握时能够“罪己”而不是文过饰非，至少表明能够认识到两点：一是无论当朝的舆论如何被掌控，百姓心中总有一杆秤；二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认识到这些，便可以回归为天下苍生着想的“公心”。

同样是在历史周期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借鉴了历史经验和教训，选择了正确方向。1945年7月，也就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看到作为抗战合作者的国共两党可能在战后爆发冲突，黄炎培等六名身处两党夹缝中的知识分子，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前往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既是为了缓解心中对未来的焦虑，也是试图为经历外敌入侵劫难之后的中国寻找一条正确的出路。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黄炎培，既为他在延安看到的清新蓬勃的风气感到振奋，也为这种气象能否始终持续产生担忧。^⑤

在延安杨家岭住处的窑洞里，毛泽东与黄炎培两人推心置腹、纵论古今。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出一段发自肺腑的感叹：

而毛泽东自信地说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

实际上早在1938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时，就初步描绘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他说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他指出，要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1944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时指出，目前，对世界和中国来说，胜利都快要到来了。那么，如何迎接胜利呢？必须特别强调两个问题，一是要防止骄傲，二是要打开思想。11月21日，他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指出：“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报告中特别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需要很久的时间和不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报告告诫全党，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月13日，毛泽东在全会结束时作总结讲话强调：凡是自己没有弄清楚或自己不懂的，都要先问下级。先做员工，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下面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的正确，就是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随后，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坚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论证了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民主和专政的关系以及各阶级在人民民主政权中的地位等问题，从而完整地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重大理论。这个理论，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武器，是维护民主的重要法宝，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充分预见到在全国执政面临的新挑战，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1950年5月，针对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党内一部分人滋长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严格地整顿全党的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共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增强了党组织的纯洁性。1951年12月，党中央又作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坚决查处刘青山、张子善等重大典型案件，向全国人民表明我们党坚决不容忍利用执政党地位牟取私利的腐败现象，贪污腐败分子一经发现，不管资格多老、职务多高，一律严惩不贷。这些重要举措，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全党的团结，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积累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年都强调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登门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先后三次强调历史周期率问题。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和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和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先后三次强调历史周期率和与之有关的问题。总书记指出，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特别是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要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坚持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理想信念，坚持以“两个维护”引领全党团结统一，不断增强政治鉴别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坚持以正风肃纪反腐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坚决惩治腐败、纠治不正之风，让人民始终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

数千年来，“大公无私”的社会政治理想在中国影响极为深远，构成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的传统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想社会问题上有许多相似性，其特征便是“公”。要实现这一价值追求，共产党人便应当有“不私”的理想人格，毫无私心地献身伟大事业，唯有这般，才能实现一个至公至善的社会。古人视这种有至公无私之心的人为圣贤，因无私心，所以行正大光明之事；而公私之心更是政治道德的核心所在，因为“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如何妥善地处理公私观，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治乱兴亡。当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理应以圣贤的最高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因为只有公正无私、无惧无畏，才能在工作与实践中赢得人民的拥护与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