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华

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但却在中国生根发芽。近代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大地上传播，为什么中国人民最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呢？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诸多契合，而且是近代中国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现实需要，同时也离不开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不遗余力的传播。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风雨飘摇，为了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当时，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各种社会思潮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大地上竞相传播，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改良主义、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等。那么，在这众多的“主义”当中，中国为什么偏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种来自欧洲的思想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不断成长壮大呢？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

两者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中国的传统价值是一种社群主义的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都在社群中存在，注重伦理关系，而非西方个体至上。例如《论语·颜渊》中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意为处于什么样的身份，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使我们的社会等级分明、秩序和谐，这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为公”“以和化天下”的人文境界与精神传统，如《礼记·礼运·大同篇》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还有我们经常说的相濡以沫、唇亡齿寒，都形象生动地指明了“天下人”相互依存、共生共存的生死相依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就是人类解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大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就是通过历史性的革命性实践，消除人的异化，达到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的共产主义。而且，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他们自己。这与我们的文化具有相同的价值，所以更容易为我们所接受。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不乏同样的经验，例如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两大流派同时传入中国，但是最终被大众所普遍接受而生根发芽的是大乘佛教。这是因为小乘佛教主张以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为主，强调的是度己。而大乘佛教则认为，单求自我解脱是不够的，在除断自己一切烦恼外，还应该修持成佛，建立佛国净土，让更多的人脱离苦海，强调适应世间、引渡众生。大乘佛教的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群主义具有价值的契合性，更能够被中国人民所接纳和认同。

两者具有相同的思维逻辑。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辩证逻辑，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显然是一种辩证逻辑，不是西方哲学传统意义上的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另外，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实践理性，强调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而实践性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旧哲学的最基本特征。实践观点是在批判西方传统哲学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针对旧哲学忽视实践这一严重缺陷，将实践引入其思想理论中，从而实现了哲学的革命，超越了西方理论哲学的思辨传统。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点与中国传统逻辑思维方式殊途同归。

选择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中国的现实需要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论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进行的救国尝试无一例外地走向失败。自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没有能真正解决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这样的历史实践证明：中国亟需一个先进的阶级运用科学的理论，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经历了前面几次失败之后，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了新文化运动这一节点。此时，中国人所关注的已不仅是器物或制度层面，而将关注点进一步推进至深层次的文化层面，企图寻找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科学”和“民主”是新文化运动举起的两面大旗，在运动过程中，长期占据中国人民思想主体地位的封建儒家思想开始动摇，这为其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列宁在圣彼得堡带领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一消息传入中国后引起思想界极大的震动。十月革命的胜利史无前例地将一种主张由理论变为了现实。人们也注意到，俄国作为中国的邻国，其国情与中国也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因此，很多中国人转而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浓烈的兴趣，并在进一步学习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而使中国走向了一条马克思主义指明的新道路。

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迅猛发展，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思想禁锢，使全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也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扫除了一些障碍。马克思主义在各种学说竞起争鸣的形势下，逐渐以它彻底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人们所信服和接受。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自然离不开一批革命先驱者不遗余力的宣传推介。

李大钊是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介绍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并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陈独秀也先后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等文章，极大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批驳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因为得到先驱者的大力宣传，在短时间内广泛传播，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越来越多。随后，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之后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经过这些早期先贤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开始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萌芽，终于绽放出了灿烂之花。